傳媒教育的源起，可謂是掛著保護兒童和青少年的口號而來的。當時的社會抱著一個大前題——媒體會「教壞細路」，是通俗無營養的，睇得多會學壞。在英國，最早期的傳媒教育課本早於 1933 年出現，由文學評論人 F.R. Leavis 和他的學生寫成，用當時的新聞、廣告和流行文學作品作為教材，他們強調媒介和流行文化會侵食經典文學，讓人變得膚淺，難登大雅之堂。這種看法直到 50 至 60 年代文化研究興起才經歷轉變，一派學者認為文化是每個人生活體驗的一部分，文化不應被生硬切成高級和低等之分。這聽起來好像開明了不少，但實際上不少教師在挑選文本上仍然會避開一些美式流行文化的作品，以抵抗美國的文化入侵。
到 70 年代，分析電視節目成為了傳媒教育的大主題，電視是當時炙手可熱的媒體，威力就等同今日的手機和社交媒體。但要怎樣分析它？就是通過拆解電視裡的表象和意識形態，讓同學明白在媒體上看到的內容，並不是現實的直接投映，而是通過一系列剪輯、修飾和製作而成，同時受市場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讓同學討論這些媒體訊息背後灌輸了什麼價值觀給觀眾，例如是有關性別和種族的刻板印象。
事實上，傳媒教育的發展一直在保護主義和強調批判思考的主張中拉扯。互聯網興起時，不少人擔心色情和暴力的媒介內容變得普及，於是社會上要求加強傳媒教育的聲音又捲土重來。在他們眼中，如果傳媒是不良價值觀的源頭，那麼傳媒教育就等同一枝疫苗，去清傳媒的壞影響。
看一看今天的傳播環境，地球人使用媒介的方式比以往更複雜。地球人不只會被動地接受媒介的資訊，更會主動挑選喜歡的媒介和內容，跟朋友在社交媒體上互動。出街食飯自拍一張，美圖一下再放上 Instagram 是指定動作；跟同學吵架無需面對面，網上開戰即可；在面書讀到標題很爆的新聞，後來才知道資訊有誤⋯⋯每個人使用媒介的體驗因此變得不一樣。要把地球人從媒介的所有壞影響隔絕，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培養同學對媒介的理解、覺察力、怎樣在整個媒介環境內作出參與，成為這個年代的核心課題。在學術界，大部分學者對傳媒教育的核心內容已有共識，但怎樣去教，或採取什麼教學法，就視乎課程的空間和教師的實際操作了。